“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深刻论述,为正确认识与传承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当我们谈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不应只仰望庙堂之高,更当俯察乡土之厚,它并非悬浮于典籍中的抽象理念,而是深深植根在中国广袤乡村的血脉与土壤之中,构成了一方水土最独特的“乡土根脉”。这脉,是祠堂里口耳相传的祖训,是田间地头遵循的农谚时令,也是邻里乡间流淌的仁义温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乡村振兴蓝图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并激活这份深埋于基层的、厚重的文化根脉,使其在新时代乡村建设中枝繁叶茂,从而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找到那源自历史深处、契合乡土肌理的内在生命力与精神坐标。
紧握精神根脉,于血脉深处寻认同。乡村的活力,始于人的归属感与价值认同。当代许多乡村面临的深层困境,常是集体记忆的消散与精神坐标的模糊,而那延续千年的乡土根脉,却保存着最质朴坚韧的精神密码,它镌刻在族谱的字里行间,流淌在节庆的仪式里,凝结在“敬天惜物”、“耕读传家”的生活智慧中。真正的文化赓续,在于引导人们从这些日常传统中,重新发现与当代价值相通的要义,当“孝亲敬祖”升华为对社区长者的普遍关怀,当“守望相助”转化为现代互助合作的新风,群众便会发现,现代化并非对传统的抛弃,而是其精神的新生。这种源自文化自觉的认同,是抵御乡村精神“空心化”最深沉的力量,也是激发建设家园内生动力的真正源泉。
紧握善治根脉,于柔性秩序觅良方。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与当地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相契合。乡土社会在漫长的自我管理中,孕育出了一套极具韧性的“柔性秩序”,体现在因俗而成的乡规民约中,运行于德高望重的公道调解里,更存在于“熟人社会”基于信任的互动规则中。这些非正式的智慧,常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认同度化解矛盾、维系和谐。新时代的乡村善治,应当智慧地转化这份遗产,将传统规约中“和谐”、“守信”的核心价值,通过民主议事融入现代村民自治章程;将“长老秩序”中的公信力,转化为支持新乡贤、老党员等参与乡村建设的机制。这种根植于文化心理的治理,更契合人们的行为预期与公平观念,能在法治框架下营造出既有秩序权威、又充满人情温度的治理新生态。
紧握创新根脉,于特色发展育新机。乡土文化不仅是精神遗产,更是驱动当代乡村特色发展的独特“基因库”。将文化根脉转化为发展动能,需要超越简单的符号化开发,进行深度的创造性转化。每一方水土的根脉都蕴藏着独特的知识体系与美学密码,可能是独特的物产技艺、一套完整的民间艺术语言,或是与自然节律相谐的生产生活方式。乡村振兴要避免“千村一面”,就必须从自身文化基因中寻找答案,让传统生态农业智慧与现代科技结合,发展绿色循环农业;让精湛手工艺对接现代设计,孵化有文化内涵的本土品牌;让乡土饮食医药知识与大健康产业融合,开发特色康养产品。这个过程,是让农民成为文化价值的核心诠释者与主要受益者的过程,也是让乡村产业因深度的文化注入而获得持久竞争力与高附加值的过程。
紧握乡土根脉,赓续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为乡村现代化探寻一种有根的、可持续的发展哲学。这不是怀旧式的保存,而是为了使乡村在现代化的激流中,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从何处来”,进而能更自信地决定“往何处去”。当价值认同得以安顿,治理智慧得以焕新,特色发展得以滋养,乡村振兴便拥有了超越单纯经济指标的、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动能。让古老的中华文明根脉在新时代的田野上绽放出既厚重又鲜活、既属于地方也贡献于世界的灿烂花朵,这或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富诗意的表达之一。(赵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