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美检察，坚定制度自信

2023年美国特别检察官戴维·韦斯指控在任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涉嫌三项重罪，亨特·拜登全部认罪且拜登总统多次公开宣布不会动用行政权力赦免儿子。然而次年拜登总统便为其儿子签署了赦免令，引发了民众对美国司法公正的强烈质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据盖洛普等机构的民调显示，过去20多年里美国公众对联邦司法机构信任度从2000年的75%一路下滑至2024年的35%。而在大洋彼岸，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连续10年保持在90%以上。为何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民意反差，以下以检察制度为例探寻两国司法体制的差异所在。

美国的检察制度作为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的典型代表，具有“选择性起诉”和“政治化运作”等鲜明特征。美国检察官拥有高度自由的起诉裁量权，只要不是出于受贿、歧视等法律禁止的因素，检察官可自由选择起诉、暂缓起诉或不予起诉。这意味着同一种行为可能被发起严厉指控，也可能只予以行政处罚。另一方面，美国的州检察官大多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联邦地区检察官则均由总统任命，这种机制使得检察权深陷政治和资本漩涡。州的层面，竞选检察官有着高额的资金门槛，如有报道称在奥克兰市至少需要30万美元，竞选人为筹集经费往往需要向相关利益集团作出政治承诺;联邦层面，民主党和共和党更是将检察权当作两党政治斗争的工具，轮番指使所辖检察官对对方开展刑事调查。

相比之下，中国检察机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有效保障了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从最高检年度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并审结的案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占75.6%;对刑事、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的纠正意见，采纳率均高于98%;86.9%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一审服判率96.9%。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各领域全面开展法律监督，这种宪法定位超越了西方检察机构单纯公诉的局限。以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为例，自2017年7月该制度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超50万件，恢复被毁损耕地、林地约800万亩，追偿修复生态治理环境费用逾100亿元，推动长江、黄河和珠江全流域协同整治，面对公益司法保护世界难题交出了一份独具东方智慧的中国答卷。

中美检察制度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更加明显。美国检察制度长期存在着“富人正义”现象，即有钱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司法保护。如在轻罪案件中，富人可以花钱保释，普通百姓却因无力支付高额保释金而不得不“选择”被继续羁押。而在中国，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自由选择保证金或保证人的方式申请取保候审，由检察官根据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判断是否需要继续羁押。此外，中国检察机关更加注重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据统计，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支持农民工讨薪维权民事诉讼4万余件，办理保障残疾人权益公益诉讼5千余件，起诉侵害妇女、老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16万余人，对因案致困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7亿多元，实现了“三个效果”(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并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此语义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与西方检察制度最本质的区别。理解这一点，我们的制度自信就不再是盲目排外的情绪宣泄，而是建立在历史比较、实践检验和文明互鉴基础上的理性认知。(赖盛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