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总开关”,也是检验一支队伍为谁用权、为谁服务的试金石。农业执法身处“三农”工作最前沿,一头连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一头连着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政绩观偏一寸,执法行为就可能偏一尺;考核导向偏一毫,执法力量就可能散一片。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从理论清醒、实绩对路、作风扎实、纪律严明四个维度逐一校准。
一、理论清醒:把“为民造福”作为政绩的出发点
政绩观的第一道关口是立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论断回答的是权力从哪来、政绩为谁树、工作给谁看。对任何一支执法队伍而言,权力都来自法律授权,但授权的落脚点只有一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守护公共利益。理论上的清醒,不是背几句论述、记几条规定,而是当考核指标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当“好看的数据”与“实在的效果”不一致时,知道该追求哪一个。
落到农业执法上,这个问题尤为具体。一些地方在考核中过度倚重办案数量和罚款数额,导致执法力量向“好办的案子”集中,群众反映强烈但取证难、周期长的问题反而被搁置。农资市场是否干净、农民损失是否减少、质量安全底线是否守牢,这些才是农业执法政绩的实质内容。理论清醒,就是不被报表上的数字牵着走,始终把“农民满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第一标尺。
二、实绩对路:把“潜绩”和“显绩”放在同一杆秤上
政绩有显潜之分,正确的实绩观要求两者兼顾、以潜固显。显绩看得见、摸得着,潜绩打基础、利长远。只追显绩,容易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只讲潜绩,也可能脱离实际、失去抓手。关键是把两者放在同一杆秤上,既做让群众当下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铺路搭桥的潜功。
农业执法有一个鲜明特点:大量最有价值的工作,恰恰是“没有发生的事”。田里没有假种子、圈里没有私宰、大棚里的菜检测合格,这些“零事故”背后是日常巡查、源头防控和普法宣传的持续投入,但它们几乎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经验材料里。如果只盯“显绩”,执法就容易滑向“等案上门”甚至“凑数办案”,源头治理被边缘化。一次田间用药指导可能避免一片地的农残超标,一场村口识假辨假宣传可能让几十户农民躲过“忽悠团”的坑——这些事短期不“出彩”,却是从源头减少违法行为、降低农民损失的根本。查处一起案件是“治标”,提升整个行业的守法意识和市场秩序才是“治本”。
三、作风扎实:把“留痕”和“留心”区分清楚
作风是政绩观的直接投射。作风实不实,不看开了多少会、填了多少表,看的是问题有没有解决、群众有没有获得感。形式主义是正确政绩观的大敌,它让工作看起来“有动作”,实际上空转;让材料看起来“很丰满”,实际上问题依旧。
农业执法领域的形式主义有两个典型表现。一是重留痕、轻实效:检查记录填得整整齐齐,执法对象反复签字确认,但实际问题有没有解决、当事人的困惑有没有打消,反而没人追问。二是“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为了完成巡查“覆盖率”走马观花,为了规避风险对轻微问题简单处罚了事,把“不出事”异化成“不干事”。作风扎实,意味着执法力量要向一线下沉、向问题集中处倾斜;能现场指导规范的不必等到处罚环节,能用说理讲清楚的不必用文书代替沟通。作风转没转,不看汇报写得怎么样,看农民见到执法人员时是想躲还是想聊。
四、纪律严明:把“自由裁量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政绩观偏差一旦与纪律松弛叠加,就容易滋生执法领域的廉政风险。纪律是正确政绩观的底线保障,没有纪律约束的政绩冲动,往往走向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对执法队伍而言,纪律严不严,最集中的检验就在案件质量上。
把案件质量立起来,要靠制度管人、靠流程管事。一是严格执行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让每一起案件的立案、调查、审查、决定各环节全程留痕、可追溯。二是建立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定期组织案卷交叉评查,重点看证据链是否完整、法律适用是否准确、程序是否合法、裁量是否适当,评查结果直接与个人考核挂钩。三是严格落实行刑衔接要求,对涉嫌犯罪的案件该移送的坚决移送,杜绝以罚代刑、降格处理。四是对压案不查、瞒报漏报、推诿拖延等问题,发现一起、纠正一起、追责一起,用硬约束倒逼责任落实。说到底,纪律严明的政绩观就一条:该立的案必须立,该查的必须查到底,该移送的必须移送,让每一起案子都经得起法律和群众的双重检验,这才是对政绩最干净的追求。
四个维度归结起来,农业执法的正确政绩观就是:把“为民造福”作为出发点,把“群众口碑”作为度量衡,把“源头治理”作为着力点,把“干净用权”作为底线。政绩不在纸面上,在田埂上;口碑不在汇报里,在民心里。(第二党支部 陈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