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建红引领调解暖 筑法治基护社会安

在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的今天，“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已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矛盾纠纷调解作为连接法治精神与社会民生的关键纽带，其效能发挥离不开党建引领这一核心引擎。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以“党建红”激活“调解力”，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让调解成为化解矛盾的“减压阀”，更筑牢了守护社会和谐的“第一道防线”，为全国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一、党建引领：锚定调解“方向盘”，构建治理“共同体”

基层党组织是矛盾纠纷调解的“主心骨”，浙江通过强化组织引领、整合资源力量，打破调解“各自为战”的壁垒，构建起“全域覆盖、多元联动、高效协同”的调解体系。

在组织架构上，浙江推动党组织与调解网络深度融合，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格局。宁波余姚梁弄镇依托革命老区红色底蕴，构建“镇级社会治理中心枢纽+村社矛盾化解指导站+网格党小组”三级体系，吸纳76名党员骨干组建“四明红锋”特邀调解团，建立“一线党员—微网格—村社—综治中心—法庭”的分层过滤机制，让90%的纠纷在前端“萌芽期”得到化解。诸暨市则在乡镇(街道)全覆盖设立“红色调解”服务站，遴选法律、工程、心理等领域党员专家组成专业团队，针对建设工程价款结算、知识产权保护等复杂纠纷提供精准服务，破解了“专业矛盾调解难”的痛点。

在队伍激励上，浙江通过机制创新激发党员调解活力。余姚将矛盾排解纳入基层党员“分色管理”，实行100-200元/件的梯度奖励，同时打造“法治带头人”培育工程，每月选派镇村干部、调解员常驻法庭参与实战培训，推动辖区调委会获评“浙江省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数据显示，在党建引领下，浙江基层调解成功率较非党建参与模式提升约15%，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二、法治赋能：让调解成为法律精神“转化器”，推动法治信仰“入人心”

法治的终极目标并非仅靠强制力定分止争，更在于引导社会成员主动遵循规则、理性解决分歧。浙江以党建为桥梁，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易懂的“生活语言”，让法治信仰在调解实践中扎根基层。

浙江创新“体验式+场景化”普法模式，让法律学习与调解实践深度融合。余姚梁弄人民法庭定期组织党员调解员、村民代表旁听庭审、观摩调解过程，围绕农村建房、婚姻家庭等高频纠纷编制《农村建房七大法律问题梳理》手册，相关成果获最高人民法院肯定并全国推广。在诸暨某桥梁建设工程纠纷中，“红色调解”团队以《民法典》合同编为依据，邀请省造价站专家现场解读“工期延误责任认定”“工程价款结算”等专业规则，既以法律为准绳厘清双方权责，又通过通俗解读让施工方与建设方理解“合同优先、权责对等”的法治原则，最终促成签证工作顺利实施，实现“调解一案、普法一片”的叠加效果。

面对邻里宅基地、相邻权等常见纠纷，党员调解员始终以法治为遵循，避免“人情调解”“和稀泥”。余姚某村曾因宅基地边界引发冲突，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党员调解小组查阅土地确权档案，对照《民法典》中“相邻关系应当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规定，组织双方现场丈量、协商，最终达成“留足1.2米公共通道、埋设边界标识桩”的协议。这种“以法为据、以理服人”的调解方式，不仅化解了矛盾，更让村民在实践中深化对法律的认同，推动法治信仰从“纸面”走向“人心”。

三、治理提效：以柔性调解应对矛盾“多元化”，筑牢社会稳定“缓冲带”

当前社会矛盾呈现“类型多、涉及广、化解难”的特点，若均依赖诉讼程序，既占用大量司法资源，也可能因程序严谨性导致“案结事未了”。浙江以党建引领构建多元化调解体系，凭借“灵活高效、接地气”的优势，成为应对矛盾挑战的“柔性抓手”。

在基层网格，浙江推行“党建+网格调解”模式，实现矛盾“早发现、早处置”。余姚建立镇村全覆盖的“共享法庭”，由党员综治干部担任庭务主任，依托数字化平台开展远程调解指导130余次，化解山区纠纷79件，破解了“山区司法服务半径大”的难题;针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隐患，当地还开设“纪法课堂”，通过在线案例解读提供治理指南，助力创建5个“无讼村”和2个“全国民主法治村”。

在特色领域，浙江打造“党建+行业调解”品牌，精准匹配矛盾需求。面对红色旅游兴起带来的消费纠纷，余姚梁弄法庭加入“共治共富联盟”，设立“红村法官工作室”，两年内化解旅游投诉、民宿服务等纠纷53件;针对小微企业密集的特点，在镇商会调解中心建立联络点，推动涉企诉讼同比减少23%。诸暨市聚焦建设工程领域“结算难”问题，开发线上“红色调解”平台，针对某快速路改造项目争议，党员调解员通过线上释法、线下协商，在“工期进度”与“工程质量”之间找到平衡点，成功避免矛盾升级。据统计，浙江每年通过党建引领调解化解的矛盾纠纷占基层调解总量的70%以上，有效防止了“小纠纷演变成大冲突”。

四、民生为本：让调解成为公平正义“温暖路径”，实现“事了人和心服”

对群众而言，解决矛盾的需求不仅是“结果公正”，更包括“过程便捷、成本低廉、关系修复”。浙江党建引领的调解工作始终以“群众在心头”为导向，打破诉讼“时间长、成本高、执行难”的壁垒，让公平正义更有温度。

在服务便捷性上，浙江通过“线上+线下”融合降低群众维权成本。诸暨开发线上“红色调解”平台，群众可通过手机提交诉求、上传证据;余姚依托微信小程序研发“诉源全景图”，实时显示辖区纠纷分布、调解进度，让群众“足不出户知进展、指尖操作解纠纷”。线下则在社区、村社设立“党员调解工作室”“红村法官工作室”，提供“零门槛、零费用”服务，当事人可自主选择调解时间与地点，最大程度减少维权负担。

在权益保障上，浙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精准发力。诸暨“红色调解”团队曾针对某村庄“三线”整治项目工程款未结算问题，召集16家承包方与乡镇负责人面对面沟通，逐一解读“工程定额标准”“税费缴纳规则”，最终形成统一结算口径，维护了小微企业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余姚针对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创新“示范诉讼+集中调处”模式，诉前化解26起纠纷并向乡镇发送4件司法建议，既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又规范了基层土地流转管理。此外，浙江还建立“党员回访”机制，调解协议签订后，党员调解员定期回访当事人，确保协议履行到位，真正实现“事了、人和、心服”。

新时代背景下，矛盾纠纷调解已从“辅助手段”升级为法治轨道上预防化解矛盾的“核心环节”。浙江的实践充分证明，党建引领是调解效能提升的“动力源”，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压舱石”——它一头连着党的宗旨使命，一头连着法律的刚性底线，更连着群众的柔性需求。未来，唯有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完善多元调解体系、提升队伍专业能力，才能让调解在法治轨道上释放更大效能，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注入持久动力。(作者：沈永 系中国新时代党建融媒宣传大使、中国新时代党建融媒全国党政舆情中心常务副主任、民革中央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反腐研究信息中心社会部副主任)